恒盛策略林伯强：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是新质生产力︱能源思考

受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双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均出现深刻变革，高质量发展推进与现代化体系构建面临考验。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一方面，能源低碳转型正通过四大方向加速推进：能源结构的清洁低碳化重构、终端用能方式的全面电气化转型、新型电力系统的落地建设及绿色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这些方向恰好构成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能、重点领域与关键赛道；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突破口，随着绿色低碳清洁能源技术的持续迭代，将为低碳转型发展提供更强劲的支撑。二者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协同特征，也在实践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立足这一现实背景，本文将系统梳理并分析新质生产力与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内在关联机制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催生新质生产力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主要通过以下三大渠道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1.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为内生动力的技术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达成清洁低碳转型目标的前提与基础，而节能仍是当前实现碳减排的关键路径之一。节能增效的落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关键突破，这一技术迭代过程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

从技术研发视角来看，若要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需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开发更高效的能源利用技术与核心设备，涵盖工业领域节能技术研发、多场景智能控制系统应用、新型节能材料开发等方向。这些技术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将直接拉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最终为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提供技术支撑。

从产业推广视角来看，能源效率的系统性提升需以节能技术与产品的规模化普及为核心，这一过程将直接驱动节能产业的快速崛起，具体涉及三大细分领域：节能设备的规模化制造、能源管理的专业化服务、智能化控制系统的集成应用。此类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不仅能推动完整节能产业链的构建，还能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整体布局，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终端用能方式的电气化转型催生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

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加速成长，传统能源产业的市场占比及行业影响力呈逐步收缩趋势。要达成低碳转型目标，未来中国能源体系需以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为核心支撑，让电力成为生产生活各场景的核心动力。在这一体系构建中，煤电需向“基础保障性电源与系统调节性电源协同并重”转型。而电力主导的终端用能模式，既能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又能带动相关产业向清洁化、低碳化迭代升级。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推进过程中，加快终端用能方式的电气化转型节奏、拓展延伸并优化完善相关产业链条，将对传统生产工艺及核心设备产生深层次影响，最终推动一系列绿色低碳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3.构建以清洁电力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催生新质生产力。

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进程中，风电与光伏将成为清洁能源的核心增长极，而储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及智能电网，则是保障未来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手段。储能技术拥有快速响应能力与灵活配置优势，使其成为电力系统实现调峰调频功能的理想技术方案。储能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其技术的持续突破不仅能有效缓解清洁能源发电波动、为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基础，还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力。与此同时，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依托先进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AI）技术，正重构各行业运营模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方向。

新质生产力助力中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突破口，绿色低碳类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涌现，将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低碳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新质生产力具备绿色属性，为新能源发电产业发展提供助力。

新质生产力清晰体现出生产关系的转型升级趋势，这种生产关系始终围绕适配并满足社会新需求展开。正是这类新型生产关系，推动了分布式光伏发电模式的逐步形成。该模式不仅有助于实现能源生产的本地化与自主化，还能降低能源传输环节的损耗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此外，分布式光伏发电模式赋予消费者更多能源参与权，体现了生产关系在技术进步与需求变化中的灵活适配性与创新发展特性，这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高度契合。

2.新质生产力凸显创新属性，推动能源系统数智化水平提升。

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依赖先进技术的落地，大数据、云计算、AI等数字技术可支撑能源系统实现智能化管理与动态优化。通过实时采集、深度分析能源全环节数据，可以精准调控生产系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能源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面临“源网荷”协调难、用户侧供需互动需求增大、系统数字化水平待提升等挑战，而智能电网是传统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升级方向，核心是实现更高效、可靠、安全、环保的电力供应，需以其建设为核心培育电网领域新质生产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与供需协同发展。

3.新质生产力依托科技属性，推动储能、电动汽车等新技术落地。

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旨在构建高效能生产力模式，而储能与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正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体现。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储能技术的发展能助力新能源发电产业突破现有瓶颈，有效解决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与不稳定性问题，进而提升新能源电力的消纳能力，推动电力系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电动汽车相关产业的崛起，不仅是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更重新定义了未来出行方式，为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

新质生产力与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耦合的难点与挑战

1.经济发展始终需要稳定的能源供给作为支撑，而能源低碳转型在短期内可能影响经济运行，尤其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形成冲击。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与制造业优势，增强全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而这一完备制造体系离不开高耗能产业支撑。然而，高耗能产业在为产业链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会带来环境问题；若效仿美国等国家将其向外转移，可能削弱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加剧二者耦合的难度。

2.低碳技术应用面临瓶颈与成本压力。

尽管低碳技术保持发展态势，但在实际落地应用环节仍面临技术瓶颈与高成本难题。当前，风电与光伏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已大幅下降，而过去依赖煤电降低利用小时数的调峰模式，随着风电、光伏装机占比提升，已难以继续作为主要手段。当前中国储能产业发展速度未跟上新能源装机增长速度，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3.AI技术爆发式增长对电力供需格局产生冲击。

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纵深推进产业数字化为核心，无论是智能电网搭建、数字化能源交易平台运营，还是工业领域智能化生产工具普及，均需以AI技术作为底层支撑，其应用深度直接影响转型成效。然而，AI技术的算力消耗对电力需求形成显著压力：大模型训练和大型算力中心运行需持续输入高强度电力，且随着AI在各行业规模化渗透，这类新增电力需求将快速攀升。更关键的是，当前这部分激增电力的供给路径尚未明确，给中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进程带来挑战。

4.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存在短板。

其一，绿证、绿电与碳交易市场现阶段仍处于多机制并存且协同衔接不足的状态。尽管绿证交易规模近年实现显著扩大，但三者整体交易活跃度与资源配置效能仍处于较低水平。碳交易市场受履约驱动特征影响，交易集中于清缴期，日常流动性不足；而绿电与碳市场的价格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市场化调节作用未能充分释放。

其二，绿电、绿证与碳交易领域存在环境价值确权模糊及费用重复支付风险。当前“证电合一”与“证电分离”两种交易模式并行，未明确界定不同市场的环境权益归属边界，可能导致新能源发电企业在绿电售卖、绿证交易与碳减排量申报中重复确权，直接阻碍各市场间的顺畅衔接。

其三，可再生能源波动性增加了供需平衡的难度，电力市场交易机制存在双重适配短板。风电、光伏发电的出力波动与预测偏差，需储能、煤电灵活性改造机组等调峰资源协同补能，但当前机制既未对调峰资源的服务价值制定合理定价规则，难以激励调峰主体参与，也未将绿色能源的生态环境效益纳入定价体系，无法体现其超出常规电力的额外价值，给新型电力系统统筹多能源品种交易与管理带来阻碍。

新质生产力与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双向突破的协同路径

1.缓解全产业链竞争力与低碳转型的冲突，实现双向突破。

一方面，需持续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力度，提前布局储能系统与智能电网建设，提升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与调控水平，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需牵头推动电能替代政策深化落实，聚焦高耗能产业，通过技术适配指导、转型补贴激励等措施，加快其电气化进程，以清洁用能结构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绿色支撑。针对电气化转型难度大、成本高的生产环节，应推动建立配套的原料与燃料替代体系（如生物质、绿色氢氨醇等）或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产业体系。例如，在氢冶金、水泥行业推广CCUS技术，通过减少高耗能产业碳排放，实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协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障。

2.整合资源规划新型电力系统，推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

首先，应健全多元化电力市场交易机制，增设储能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交易品类，打通绿电交易与碳市场衔接通道，通过价格信号激励储能企业参与电网调峰，缓解新能源并网消纳压力；其次，需从顶层设计视角细化短、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各阶段发展目标及具体实施路径。再次，应加大电力弹性需求管理支持力度，对工商业用户侧储能项目给予补贴，推广需求响应机制，引导用户错峰用电，同时搭建智慧电力调度平台，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能源基础。

3.加快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夯实新质生产力绿色底色。

首先，聚焦清洁能源关键技术研发与场景落地，加大对储能、氢能、智能微电网等领域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攻克技术瓶颈，提升绿电供应稳定性。同时，应建立AI数据中心、算力基地与绿电项目的联动机制，鼓励优先使用风电和光伏电力，从用能端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其次，需推进新能源发电产业政策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施策转型，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中的领先优势。最后，以“安全兜底+灵活协同”为核心强化煤电作用，制定煤电灵活性改造专项计划，通过技术升级提升机组调峰响应速度与备用容量储备能力，为能源安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稳定屏障。

4.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的调节效能。

一方面，应设计科学的互认机制与抵扣细则，打通绿电、绿证购买与碳排放核算的衔接环节，明确绿电环境权益边界，同步优化核算体系，让绿证成为企业碳排放量抵扣的核心凭证。另一方面，针对国际贸易中存在的碳壁垒问题，政府可借助碳足迹数据管理平台破局，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制定契合国际趋势且适配国内产业的核算标准，并在平台嵌入全链条数据录入与标准化核算工具；二是与欧盟、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就平台对接与数据互认开展谈判，实时更新各国碳壁垒政策，增设合规提示模块；三是对中小微出口企业提供平台使用补贴、开展操作培训，同时建立数据安全体系，保护企业商业信息。

（林伯强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黄辉系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项目高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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